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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史:先秦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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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22-08-01

火与最早的火灾记载


在人类生活中,火具有重要的作用。人类发展的历史与火有着密切的关系。

早在远古时代,人类已经开始用火。本世纪三十年代初期,我国古人类学家在北京周口店北京人遗址发现了许多灰烬、烧骨、烧石等用火遗迹,证明人们已从自然界的野火山捡回火种,小心保存起来,以供经常使用。六十年代以来,在我国的一些早期人类化石或文化遗址,如云南省元谋县的元谋人遗址(距今170万年左右)、山西省芮城县的西候度遗址(距今180万年以上)等处,又陆续发现了人类用火的证据。“现在,我们可以说人类用火的历史能够追湖到200万年左右了。”可见中国人用火的历史是非常久远的。但是,当人们掌握了利用天然火和保存火种的能力时,还不能用人工的方法取火。后来,在一万七千年以前,北京周口店龙骨山的山顶洞人已经学会了人工取火。到了新石器时代,随着磨制工具逐渐普遍起来,摩擦生火的方法得到越发广泛的应用。我国古籍中记载的燧人氏“钻木取火,以化腥臊”,就是在神话与传说中对这一时代的反映。

  人类学会用火,是跨入文明世界的一个重要标志。火的使用,对人类发展和社会进步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由于食用经过烧烤的兽肉和架实,人类摆脱了“茹毛饮血”,生吞食物的野蛮时代,促进了自己的智力与整个体质的发展。用火不仅能够防御野兽的侵袭,而且可以在洞穴中御寒,增强了人类的生存能力。人类在学会摩擦生火以后,用火更加广泛,因而在文明发展的道路上不断向前迈进。用火技能的逐步提高,促使生产力进一步发展。制陶、治铜、煮盐、酿酒等手工业的出现和发展,“刀耕火种”式农业的形成,都是同人们对火的控制和利用分不开的。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之一、弗·恩格斯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指出:“在人类历史的初期,发现了从机械运动到热的转化,即摩擦生火;在到目前为止发展的末期,发现了从热到机械运动的转化,即蒸汽机。而尽管蒸汽机在社会领域中实现了巨大的解放性变革一这一变革还未完成一半,一但是,毫无疑问,就世界性的解放作用而言,摩擦生火还是超过了蒸汽机,因为摩擦生火第一次使人支配了一种自然力,最终把人同动物界分开”。①他还指出:“人们只是学会了摩擦取火以后,才第一次迫使某种无生命的自然力替自己服务。现在还在民间流行的一些迷信表明,这个儿乎具有不可估量意义的巨大进步在人类心灵中留下多么深刻的印象。”

火既可以服从人们的意志,造福于人类,也会违反人们的意愿,造成很大的危害。古人说过,火“善用之则为福,不能用之则为祸”。对于火的破坏作用,人类在学会用火以前就有了切身的体会,甚至存在一种恐惧心理。不难想象,一旦雷击起火,森林或草原熊熊燃烧,野兽四处奔跑,人们要防火烧身,也仓皇逃避火灾。随着火的应用越发广泛,火灾逐渐增多,人们对火灾危害的认识也逐渐深化。先秦时代古籍中已经指出:“火炎昆冈,玉石俱荧”;“若火之嫁原,不可向迹(即不可接近),其犹可扑灭!”@有人还认为“火之于民也尊而不亲”。尽管人们早就认识到火的危害,火灾还是不断地发生。可以说,人类用火的历史是同火灾的历史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我国关于火灾情况的文字记载也是很早的。根据有的史学家考证,它最先见于历史著作《竹书纪年》。据该书记载,西周“共和十四年,大旱,火焚其屋,…”。就是说,在公元前828年我国曾发生焚烧房屋的火灾。不过,对于这一史料的可靠性在史学界中存在异议,也有的史学家将它列为存疑之处。②姑且把这一问题当作悬案,依据公认为史料可信的古籍,我国最早有文字记载的火灾情况则见于孔子著《春秋》和左丘明著《左传》。据《春秋》、《左传》记载:“鲁桓公十四年秋八月壬申,御廪灾”。按晋朝杜预对此所作的注解,当时起火后,“灾其屋,救之则息,不及谷”。春秋时代鲁桓公十四年即公元前698年;御廪即宫室的谷仓,火灾发生后,焚烧了房屋,经扑救使火熄灭,谷物未受损失。这一火灾案例说明,我国有文字记载的火灾史至少已经有二千六百多年了。《春秋》、《左传》中记述的火灾不只这一起。在这两部著名的编年史和春秋战国时期的其他著作中,有些史料对于我们了解和研究先秦时代的火灾和火政是十分珍贵的。



先秦时代的火灾

我国在春秋战国时期,处于从奴隶制过渡到封建制的社会大变革中。秦朝统一全国后,建立了中央集权的封建主义国家。在此期间,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商业的兴盛,人口的增多,使城市数量增加,规模逐渐扩大。春秋以前,全国人口稀少,邑城较小,诸侯的国都方圆不过九百丈,小的只有百把丈。城内居民最多不过千家上下,一般只有百家左右。这种“小国寡民”的状况,随着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而逐渐改变。在战国时期,燕国都城蓟已是“千丈之城,万家之邑”,洛阳、邯郸、绛(今侯马)、新郑、郢(今江陵)等地均为重要都市,其中最大的是齐国(今山东)都城临酒,已有七万住户。有一万户居民的中等城邑也为数不少。案始皇统一全国后,推行“书同文”、“车同轨”、统一度量衡与币制等措施,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当时曾征发几十万人建造阿房官、骊山墓等宫室、陵基等,工程规模十分庞大。在秦未农民起义后,项羽率军攻入关中,纵火焚烧威阳秦朝官室。“火三月不灭。”后人感叹说:“楚人一炬,可怜焦土!”春秋以来,随着经济的发展,人口的增多,城市的扩大,生产与生活用火逐渐增多,火灾的数量和损失也相应地增长了。从鲁国来看,自公元前698年至公元前492年,仅据《春秋》、《左传,记载,就先后发生了御廪、西官、公宫、新官(即宣王庙)、司铎官、毫社(即殷社)等七起火灾,其中司铎宫起火后延烧了桓公、僖公庙。公元前593年(鲁宣公十四年)夏,成周(即洛阳)的宣榭(讲武堂)发生火灾。公元前524年(鲁昭公十八年)夏五月,刮了七天大风,宋(国都在商邱)、卫(国都在朝歌,即今河南淇县)、陈(今河南淮宁县)、郑(今河南新郑县)四国的都城均发生火灾。郑国“书焚宅而宽其征(登记受灾户而减其赋税),与之材(发放修建房舍的材料),三月哭(以示追悼),国不市(停止交易),使之告于诸侯。宋、卫皆如是”。①可见这起火灾面积之广、损失之大,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另据《韩诗外传》称,晋平公(公元前557年至公元前532年在位)“藏宝台烧,救火三日三夜乃胜之。”②虽然详情不明,但扑救时间之长说明这起火灾也是相当大的。

从先秦时代发生火灾的原因来看,雷击起火(当时由于迷信而称之为“天火”)是一个重要原因,而主要原因在于烧荒时用火不慎、房屋的烟囱滋火和使用火把照明失火等。正如《礼记·月令》所指出的,“孟秋行夏令则多火灾。”就是说,夏季可以焚火烧荒,初秋烧荒则由于风干物燥容易引起许多火灾。韩非子曾经精辟地指出:“千丈之穴,以蝼蚁之穴遗。百尺之室,以突(即烟囱)隙之烟焚”。①《吕氏春秋》中也讲过:“灶突决则火上荧栋”。②这是古人经验之谈,千百年来莫不如此。使用火把照明不慎也多次引起火灾。例如,成国末期(秦始皇十一年,即公元前236年)吴国西宫因“守宫者照燕失火烧之”。又如秦末项羽焚烧秦朝官室陵宇后,曾有人前往发掘财物。有个牧童放羊时,一只羊跑入墓穴中,“牧者持火照求羊,失火烧其藏槨”。④另据《史记》记载,舜有一次在房上修仓廪时,“营叟从下纵火焚廪。舜乃以两竿自杆而下,去,得不死”。⑤这个传说中的故事自然难以确信,但纵火之事古已有之是肯定无疑的。

在先秦时代,火攻已开始应用于战争,并逐渐成为兵法中的一个重要策略。据古代兵书《六韬》记载,西周时武王(姬发)曾同姜太公(姜子牙)讨论过“火战”的方法。战国后期,齐国将军田单在公元前279年被围困于即墨城(今属山东)时,利用“火牛阵”(在一千余头牛的角上缚以兵刃,尾部束苇浇油,尔后燃尾驱牛,冲出城外),夜袭燕国军队,使燕军大败。著名军事家孙武在被人称为《兵经》的《孙子兵法》中,曾专门著有《火攻篇》。其中指出:“凡火攻有五,一曰火人(即焚烧兵营),二曰火积(即粮草),三曰火辎(即兵车中的器械、被服、装具等),四曰火库(即军需仓库),五曰火队(即队仗兵器或行进中的队伍)。行火必有因,烟火必素具(即贮火器与燃火物常须具备)。发火有时,起火有日,时者天之燥也…。凡军必知有五火之变,以数守之”,①就是说,“不可只知以火攻人,亦当防人攻已火政战术的应用和发展进一步增加了战时火灾的危险性,也促使人们探寻防御火攻的对策,有效地同各种火灾进行斗争。

 

 

先秦时代的火政

著名的齐国政治家管仲在论述国家的贫富问题时,曾经明确指出:“山泽不救于火,草木不植成,国之贫也”,因此,“山泽救于火,草木植成,国之富也”。另一位著名的思想家荀况在阐述“使国家足用而财物不屈”(竭)的问题时,强调要“修火宪”,即制定和贯彻有关用火的法制。在春秋战国时期,许多政治家和思想家都把防止火患和扑救火灾当作富国安民的一个重要课题。

我国在很早以前就设置了火官,逐渐建立了同火灾作斗争的法制。据传说,在原始社会五帝时的帝喾,曾任命重黎为火官。重黎“居火政,甚有功,能光融天下,帝喾命之日祝融”。祝融因为管理用火有功而被后人尊奉为火神。

周朝(约公元前11世纪至公元前256年)的法制较殷代完备。周朝已设有“司耀”、“司炬”等火官,并颁布“火禁”,即防火的政令。“司雄,掌行火之政令”。司恒于“仲春,以木怿(即宣布政令的木铃)修火禁于国中”。宫正也掌管宫室火禁等事宜,“春秋,以木铎修火禁”。周朝还规定:“二月,毋焚山林”;“凡国失火,野焚莱,则有刑罚焉”。按郑锷的订义,“国中(指城中)失火,则有比屋延烧之忧;(田)野中荧莱(烧荒),则有焚及山林之害。大则有刑,小则有罚,亦权(衡)罪之轻重耳”。为什么要实行刑罚呢?韩非子指出:“刑罚不必,则禁令不行”。他举例论证说,鲁国有一次烧积泽,适值刮北风,火势向南蔓延。鲁哀公惧怕延烧都城,下令救火,但是却无人参加。他召见孔子询问原因,孔子回答说:“夫逐兽者乐而不罚,救火者苦而不赏,此火所以不救也”。于是鲁哀公让孔子下达命令:凡不救火者以投降论罪,由此可见,对于扑数火灾,孔子也是主张惩罚严明的。墨子(墨翟)在论述守城问题时提出:“慎无敢失火,失火者斩其端(即火首),失火为乱者车裂”,其目的是在敌军围城时防止发生火灾或趁起火时机作乱。春秋战国时期,无论平时和战时都注意以法治火。这对于后来历代同火灾作斗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从防火方面来看,韩非子在分析了“百尺之室,以突隙之烟焚以后接着指出:“丈人慎火也。涂其隙,是以无火患”。墨子还提出:“诸灶必为屏,火突高出屋四尺,”即各种炉灶必须设置屏障,烟囱须高出屋面四尺,以免火星落到茅草屋顶上,引燃可燃物。《战国策》一书中还记述了一段卫国人迎新妇的故事:这位新妇来到门口被扶下车时,“教送母:‘灭灶,将失火”,即劝说送她来的母亲烧完饭要将灶火灭掉,不然将会失火。这一告诫之词,同她刚上车时叮嘱仆人不要鞭打拉车的辕马,她下车进院后吩附别人将妨碍来往人员行走的石白搬到窗下一样,均被《战国策》称之为“要言”。可见用完灶火要灭掉,当时已成为居民防火的一个重要经验。至于如何对付火攻,也是防止或减少火灾危害的一个重要问题。墨子提出:要用泥巴涂抹城门和柴草堆垛,城内每隔百步开凿一眼水井;城墙上每隔一段距离都要放置麻布斗、革盆等盛水的容皿,并贮存砂土,准备长斧、长镰、锄头等救火用具。这些措施对于战时防御火攻与平时防止火患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因而流传到后世。

“水性灭火”,是很早以前人所共知的。但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用水救火要“以多胜之”,尽量就近利用水源。韩非子说得好:“失火而取水于海,海水虽多,火必不灭矣。远水不救近火也”。墨子把扑救“烟矢”(即古代的一种火箭)称为“救熏火”,他说:“烟矢射火城门上,…持水麻斗、革盆救之”。在春秋战国时期,发生重大火灾是如何扑救的?

据《左传》记载,鲁襄公九年(公元前564年)春,宋国发生火灾,当时乐喜任司城(系辅佐国君执政的官职)。“火所未至,撤小屋,涂大屋(因大屋不易拆除,则涂抹泥巴,以提高其耐火程度);陈畚挶,具绠缶,备水器(即置备畚箕、罗筐、汲水用的绳索以及瓮、罐等盛水的器具);量轻重,蓄水潦,积土涂(即根据人力情况贮存灭火用水和泥土);巡丈城,缮守备(即组织城内巡逻,修缮守备地点,以加强警戒);表火道(标明火势可能蔓延的通道)。使华臣具正徒。令隧正纳郊保,奔火所(命令华臣和隧正等官员召集城内和城郊的民夫奔赴火场)…”@同时,命令司寇以及主管兵马和宫内事务的官员准备好刑具与车、马、甲兵,加强城区和宫廷的守护。鲁昭公十八年(公元前524年)夏五月宋、卫、陈、郑国发生火灾时,郑国“火作。子产(当时执国政)辞晋公子、公孙于东门。使司寇出新客,禁旧客勿出于官…使府人、库人各儆其事(即命令他们防备火灾)。商城公(郑国大夫)微司宫,出旧宫人,置诸火所不及(将先君的宫人撤离到免受火势威胁的地点)。司马、司寇列居大道,行火所焮(主管兵马和治安的官员在火势延烧的道路上加强戒备)。城下之人,伍列登城(以加强守卫)…”。从上述两起火灾案例可以看出,当时很重视准备水源以及用水和土来灭火的各种器具;在灭火方法上采用拆除小屋、在大屋上涂泥巴等办法,以阻止火势的蔓延,注意组织灭火力量,进行人员疏散,并加强重要部位的守护和城内的巡逻警戒,等等。这些措施对于控制火势,扑救火灾,减少损失,都是很有必要的。宋国的乐喜和郑国的子产这些治理国家的重要官员,都是善于组织火灾扑救的行家。当时扑救火灾,宋国曾用马匹来祭祀盘庚,以祈求解除灾祸,郑国还“徙大龟”,即将占卜用的龟甲疏散出去加以保护。这些作法,如同千百年来各地普遍修建火神庙,以祈求神灵保护人们免遭火灾危害一样,反映出当时迷信思想十分盛行。

综上所述,人类用火的历史是同火灾史联系在一起的,我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很久以前。在春秋战国时期,我国消防事业处于初创阶段。从当时对火政的重视、消防法制的建立、防火措施以及灭火的组织和方法等方面可以看出,已经摸索出一些宝贵的经验,达到了一定的水平。这些经验对后代人们同火灾进行斗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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